对话中的中国哲学

    近年来不断有名为“十讲”“二十讲”的学术史著作问世，似乎构成了学术史的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即以问题为核心，以专题讲述为形式，各专题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相关，内容只回应问题而不对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进行完整的展示。近期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十二讲》一书即属此类，它既有对中国哲学的讲述，也有对中国哲学史的展开。本书给人突出印象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中国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及其答案的寻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从二十世纪初发展至今，这是不能回避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这一问题受到关注是必然的。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试图在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作者不仅辟专讲讨论这一问题，且全书都围绕此而展开，以历史的事实与理论的辩证，说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具有自主性的学科是无可置疑的。这对于力主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无疑是一有力回击。

二是对中西哲学关系的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应该在“中国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延长。既然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一种形态有其主体性，那么它与哲学的其他形态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中国哲学对待其他哲学形态的态度应该怎样呢？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哲学在哲学世界中占有一定的强势，因此解决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对于在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这也是本书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中西哲学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系统，但这并不能成为阻止中西对话和融通的理由。它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和论域都昭示着哲学的世界性和普遍意义。本书的古代哲学部分就哲学的一般问题进行了可贵的中西哲学比较的尝试和探索，各时代的论题的提析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着哲学的普遍性，比如名实、有无、一多、言意等也是西方哲学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从而构成对话的可能。虽然由于篇幅的限制，论证往往不能充分展开，但作者常寥寥数语就能以四两拨千斤，抓住问题的要害，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得以条理分明地呈现。而近现代的哲学史部分本身就包含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本书通过对当时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思想的梳理分析以及一些重要论争的回顾与评价，以史入论，又引而不发，使读者在脉络条贯中自然得出结论，这是颇见功力的。

三是对哲学史方法论的关注和自觉反思。哲学发展到近代，方法早已不只是工具，更是哲学发展自身。新方法的运用往往直接导致哲学主题的变更和哲学的革命，比如，唯物唯心的二分法导致建国后到80年代以前哲学史中随处可见的机械的“两军对战”公式；90年代从“认识史”到“形上智慧的转向”，以及生活世界逐渐进入哲学史的视野等。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于近距离，甚至置身其中的零距离的当代学术史的及时总结和反思。诚如书中所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就决定了哲学史既要能呈现信史，又要能以之构建当代哲学。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二讲关于对台湾地区的评价也是本书比较出彩的部分。中国传统是两岸共有的，无论是台湾学者对于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肯定也好，商榷也罢，台湾学者对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关注都会促成中国哲学发展的良性互动。

此外，本书中不少细节均能体现作者的匠心，如，除第一讲外，其余各讲主题都以对称形式列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思想在叙述方式上的体现，诸如此类在此不一一列举。但本书也有其不足，即对话形式的运用。对话作为哲学表达自身的古典形式，中外都有，中国有《论语》，《朱子语类》，《传习录》等，多是当时师生对话的实录；外国如古希腊柏拉图之《对话集》，其问答体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再创作，以语言的交锋和冲突彰显智慧。但在本书有的篇章中，对话尚没有对起来，缺乏自然流畅，天机毕现。当然，读者所期待的由对话这种形式带来的思想火花仍有不少，读者不难晤得。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