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相互诠释才能发展

身在美国的“第三代新儒家”出版新书，直言国内传统哲学研究弊病——

　　近日，成中英新书《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出版，该书是作者198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修订版，以讨论中国哲学的诠释定位与现代重建问题为主。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成中英，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第三代新儒家”。针对近来由人大成立国学院等事件掀起的国学热潮，他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在传统哲学研究方面存在种种弊端。

　　■人物

　　成中英1935年11月生于南京，湖北阳新人。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被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1973年在美国创办《中国哲学季刊》，并任主编。198年创设美国远东高级研究学院。曾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兼系主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会长。

　　○关于国学院

　　“国学院不应是追求现代化的阻碍”

　　新京报：人民大学国学院将于9月挂牌成立，你怎么看？

　　成中英：人大建立国学院是一个创举，中国人一定要寻找自己认同的价值内涵和表达方式，想像中的“国学院”应该能帮助我们提供这样的研究。但关键要看建立国学院的目标是什么？假如它有助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从国学里找到精神资源，那么它是有价值的，但问题的重点是国学院不应把传统“借尸还魂”，供奉于博物馆内，而应让传统脱胎换骨，转化为现代生活中的现实。

　　它不应变成我们向前发展、追求现代化的阻碍。

　　新京报：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并不看好人大建立国学院。

　　成中英：袁伟时认为建立国学院是走回老路，把眼光缩小，妄自尊大。但我认为目前不需要如此担心，因为其他学科会继续发展，不会因为有了国学院，其他社学科学的研究就不再发展了。

　　新京报：在你看来，一个国学院应该如何架构？

　　成中英：国学院应该是把各个朝代遗留下来最好的文化资料进行重新整理，给它一个现代化的梳理，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只能一项一项地去做。人大国学院现在可能还没有找到一定的方针，但我认为他们可以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和特殊性上。

　　新京报：国学如此浩繁庞杂，是否应该先建立一个研究的范畴？

　　成中英：可以首先从中国几个国学大师着手进行研究，比如张岱年，钱穆等。其实，在过去的每个朝代里，都有人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比如王阳明。另外还有一些不显著的人如具有哲学思考的文学家欧阳修等。

　　○关于中国哲学

　　“一定要与其他哲学相互诠释来实现发展”

　　新京报：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宣布正式成立，你对此有何看法？

　　成中英：如果儒学成为西方那样的宗教便不是儒学了。

　　儒学不强调形式，而是强调人的精神发展，要人在自我反思中自主地发挥人的才能来实现人的价值，只是这种精神发展具有宗教意义而已。但是儒学不能变成一种组织，不能成为西方启示型的宗教，它更有民主性和个别性，强调人性的自主，而非度人。

　　新京报：你认为最近流行的“读经运动”是否有利于国学的发展？

　　成中英：若提倡读经的目的是让小孩子知道古代圣贤的智慧，那它对教小孩如何做人和净化社会有作用，但若是为了国学发展的目的，恐怕那只是良好的愿望。

　　新京报：现在是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自我觉醒和重新振起的机会？

　　成中英：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崭新的方向。今天中国传统哲学被认为处于衰落阶段，但它会慢慢地在新的经济发展中，找到它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问题。怎么才能让历史成为我们面对现代的资源，使我们不至于变成一个没有自我面目的群众？我建议，如果想复兴中国哲学，使其影响力深入人心，应该从各个不同的西方哲学观点对中国哲学展开批判，然后在分析重建之后，再运用经过分析的、重建过的中国哲学来批判西方哲学。

　　新京报：如上所述，各个层面的这种国学热对于中国哲学寻找定位有何意义？

　　成中英：有一定的帮助，但可能会走向经学化道路，导致中国哲学的封闭。我认为中国哲学一定要在世界学术的激荡中，与其他哲学相互诠释来实现发展。光靠建立国学院是不够的，应该由世界各个领域的学者来共同发扬，理想的方式是建立一个东西融合的教育机构。

　　○关于哲学研究

　　“部分中国学者不要拿着外国鸡毛当令箭”

　　新京报：哲学界有人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如此便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

　　成中英：我觉得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这种自我怀疑可以说是非常倒退的想法。我很感慨怎么在开倒车？

　　就好像我们在考虑怎么做人的时候，突然有人跟你说：“你是不是人？”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面对这个问题了，我们已经讨论过并解决了。

　　后来我想，或许这是中国哲学在世界化现代化中必须经历的反思阶段，好处是让我们重新检查一下自身。

　　新京报：不少人认为中国哲学虽然也是哲学，但不妨称之为“中国思想”。

　　成中英：最早是德里达说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但是我要问他有没有权利讲这句话？他只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怎么不去考虑罗素等更知名哲学家的表态呢？

　　这句话竟然还扩大成为中国哲学面临的一个考验，我认为部分中国学者不要拿着外国鸡毛当令箭。中国哲学是真实的哲学，并非低于西方的哲学。如果中国哲学不算哲学，那过去100年我们在做什么？跟西方的交往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认为讲出那些话的人是不是信心不足？

　　以西方某人的一句话把中国哲学界整个颠覆掉，对这种心理状态我感到很不满意。

　　新京报：你否认自己是“第三代新儒家”，如果这是一种误解，是否源于对中国哲学的误解？

　　成中英：是的，我认为这与清楚地理解现代哲学有关系。首先说儒学与儒家的区别，儒学一种学术，儒家是在五四后逐渐发展为现代潮流，针对西方文化而提出的一个自我肯定，也是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它显然有对一种价值理念的认同或者承担。过去讲儒学，要排除道学和佛学，突出儒学的主宰性，这在新儒家体现得很明显。

　　而我的不同之处是，在学术根源上更具有整理性和强调包含性，而且融合了最现代的西方哲学。如果说第三代新儒家是代表中国人的精神重建，那么我是。若只是对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的继承发展，我则不是，我是发展的开放的整体论的中国哲学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