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序 跋

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序

    我们的祖先，曾在农业文明的发展中领先于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自豪，也遗传了优秀的基因——这使我们在现代世界上保有一流的基本素质。

    然而，为什么有着一流基本素质的中国人却不能发展出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技能，不仅失去了在文明演进中的领先地位，反而在曾被我们祖先蔑视为“蛮夷”者的后代面前失去了自豪感?

    是什么原因使有优秀遗传基因的中国人陷入没落?当我们以犹豫的心绪加入世界经济组织，并将按其规则来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能否再现祖先曾有的辉煌，对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报怨，是外国人的无礼无仁无义无德，造成中国的落后，而国人也不争气，竟跟着外国人学起了无礼无仁无义无德，如何不衰败?他们认为，中国要富强，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那有礼有仁有又有德的儒家道统，保护和弘扬它，使之不仅在国人身上发扬光大，而且还要推广于世界，让那些洋人也有礼有仁有又有德。于是乎，孔夫子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慰，他那“大同”世界理想也就会实现。

    但是，外国人并不买账，资本增殖的逻辑必然向外扩张，而当外国的资本家在与中国某些号称有礼有仁有又有德的权势者打交道时，很快就发现这些人也和他们一样逐利霸权，而且是那样容易收买。于是乎，就在中国培植起一支买办队伍，扶持其政治上的专制，由他们来开放市场，提供资源和低价劳动力。外国资本财团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会给这些买办们以好处，让他们穿洋服，住洋房，坐洋车，再向民众宣讲那有礼有仁有又有德的道统。从洋务派到北洋军阀，再到蒋介石集团，就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买办，他们的“专业技术”不断长进，势力也得以扩大，成为特有的官僚资产阶级。

    正是这官僚资产阶级才是中国变革和发展的主要障碍。虽然该阶级中大多数人都把自家子孙派往西方去学那无礼无仁无义无德的洋学，并把他们做买办而从国内搜刮的民脂民膏吏这些无礼无仁无义无德的后代继承，但其本人却要固守在中国的专制统治，继续要求民众按有礼有仁有又有德的道统来拥护这种统治。

    一些受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幻想以妥协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的资本经济。他们一方面认可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鼓吹“实业救国”、“技术救国”、“教育救国”，试图找到一条委曲，但走得通的路。但早就不对中国前途抱有希望的官僚资本统治者，绝对不会客许中国资本的自由发展，他们愿意接受的，只是以各式刁难逼迫民营资本家送上的礼金，但不会给他们的外国老板在中国制造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唯陈独秀、毛泽东一脉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号召和组织民众，才有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沉重，也是最伟大的变革，其对象就是存在于我们社会关系和意识中的旧的制度，就是从这种社会关系和意识中既得利益的那股旧的统治势力。这股势力为了保住和发展他们的利益，不仅会动用全部的武力来镇压变革，还会投靠外国资本，取得经济的靠山，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分地利用贯穿两千余年的统治意识来证明其合理性，而这种统治意识不仅被旧的统治势力所坚持，还残存于广大民众中，甚至变革的队伍中。

    这是中国社会变革艰难曲折的思想根源，也是有着一流基本素质的中国人不能创造和享用一流现代文明的文化原因。正是这种旧的统治意识的存在，凝合了一股旧的统治势力，并由他们为代表，固守着旧的与现代文明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阻碍着劳动群众素质的提高和发挥。

    这种旧的统治意识，就是我们在本书论到的官文化。

    “官文化”这个概念，是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和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山东人民出版社)中提出的，这几年内我又对之进行了探讨和充实，特别是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河北大学出版杜)和1998年出版的《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使我对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样，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本书的写作。

    官文化是由孔丘创始，并由秦汉及以后历代统治者和从属于他们的学者们坚持并贯彻于中国社会的统治意识，其基本理论是儒家道统，并具体化为统治民众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丰富内容，它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相当进步的作用。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与官文化是统一的，但它却成为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大障碍，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大障碍，，今天，官文化仍残存着，它凝聚着反对变革和进步的势力，维系旧的社会关系，并以各种方式，干扰变革势力及其运动。

    批判和克服官文化，是中国社会变革与文明进步的主要任务之一。

    本书的写作，力求从逻辑与历史统一原则，论说官文化的形成、演化和衰落，探讨其基本理论与具体内容之间的有机存在，明确它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批判和克服官文化，强化杜会主义民主法制等问题。

    文化是社会意识，它是不合遗传的，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公关系中存在。官文化是通过社会历史的承续而传统于现代的，但它绝非中国人的“种文化”。既得利益者固守官文化，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而非遗传基因。那种给官文化包装成“种文化”、“国文化”的作法，只能让既得利益者高兴——其中不乏有人是受其支使的。这种作法只能是“误国”、“害民”，而不是一些人宣扬的“爱国”、“保种”。

    一个民族，只有根据历史的辨汪法批判旧的文化，改变与现代文明发展不适应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才能提高并发挥其民众的素质，才是有前途的。中华民族只有克服了官文化，才有新生，并重新领先于世界。

                             导论

    以社会主义引导中国文化和社会变革

    中国的20世纪，是大变革的世纪。这场变革仍将继续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是现代人类社会变革中最为沉重和伟大的，其沉重在于要解决集权官僚制两干余年的统治所积淀下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矛盾；其伟大在于不是套用西方资本主义老路，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引导下将农业文明的中国引向工业文明，并在这个过程中解决沉重的社会矛盾。关于中国变革，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发表了无数议论，设计了众多方案，几乎人类近代以来所有社会学说都在中国变革中进行了尝试。

    临近世纪末，那些曾从世纪初风行于中国思想界的自由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新儒学”种种观念，又混成一大思潮，几乎淹没了在20世纪中国变革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不能从外国引进新的社会主义思想了，而是要靠自己的创造思维，更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只有以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引导中国变革，才有中国变革的成功。在发展社会主义和中国变革进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严重的事实：深厚而系统、普遍而细致的官文化。批判和克服官文化，也就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必要内容。

    一、现代人类社会矛盾与变革

    中国的变革是人类世界变革的一部分，现代的中国向何处去，这同时也与现代人类向何处去是统一的。

    临近世纪末的人类，似乎又陷入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当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它给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提供了一个希望，也给人类的前途照亮了光明。正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引导下，20世纪的人类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历史上留下了深重的笔迹。

    然而，历史的大路并非直线。错综复杂的矛盾不仅从外部阻挠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更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产生分歧：先是第二国际的分裂，致使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后是共产党内部中、苏论战，以致相互敌对。更大的危害则来自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制度化的国家中旧势力的干扰破坏，那些在封建的、官僚制的旧传统制约下的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及其子孙后代能够永保权势，必然地、千方百计地利用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以权谋私，阻挡改革，以致到世纪末酿成大祸，苏联、东欧的剧变，不仅表明这股受旧传统制约的恶势力的强大，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这种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人类是以劳动和理性区别于动物的，理性是人类的骄傲和光明。然而，在历史的特定时刻，人类却往往会忽视理性。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时，理性之光被迷雾所笼罩，不仅资产阶级思想家，就连以前那些“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们，也都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从此终结，20世纪发生过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过是“历史的误会”。

    然而，当对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以后，人类将以什么为理想，人类又将向何处去？

    虽然，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在设计着“第三条道路”，但他们以B52飞机和“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轰炸，却不仅不能为这条道路开辟一条捷径，反而激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他们的“第三条道路”本身，就包含着以高度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落后的民族必须服从发达民族的意志。这样做的结果，势必给落后国家的统治者以口实：西方的价值观就是以强凌弱，其自由、民主，人权统统都是谎言，甚至是毒蛇猛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必须抵制西方价值观，维护、巩固专制制度。

    如果说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曾将人类带人世界主义的理性，那么，20世纪末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及“第三条道路”不恰当的、浮躁的开路方式，又使民族主义和各种旧文化得以复兴。以致亨廷顿提出了他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将长期处于在两千年前形成的，具有严格民族主义限制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等几大“文明”的对峙和冲突之中。

    在那些“激进”的领导人的以武力推行其“第三条道路”

    的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背后，人们似乎还可以找到一些带有世界性的探索，而与之对立的落后国家的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主义，则实质上是在保守其既得利益和旧的专制主义。与对外的武力扩张相比，“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其国内，则显得那样脆弱，并充满机会主义。虽说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却往往被作为手段，以实现拉选票的目的。

    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的通病。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以武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势力已经相当强大时，仍不进行制度变革，而是一味迁就资本统治，并在上台执政时为资本统治服务。这是世纪初伯恩斯坦等人“唯生产力论”的现实体现，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个别领导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因其政治势力的强大，而变成新的特权阶层和保守主义者。短视和实用主义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从而也就不能真正成为引导世界变革的“领导人”。

    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路线和实践中，我们可以透视到现代资本统治的强大。这个已经发生了几百年的经济、社会关系，依然是现代世界的统治力量。现代人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资本的制约，即令亨廷顿所说的基督教，也已经资本化，而非中世纪时的基督教了。资本的统治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和文化上，它是现代世界真正的“上帝”——虽然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们常将消费者称为“上帝”，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在执行“资本人格化”的职能时，把消费者视为实现包含于商品之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手段罢了。资本是一个道地的专制“君主”，它以货币的量来划分等级，以自由竞争和垄断来不断地增殖，它驱动着科学技术为其增殖服务，只要能够赚钱，资本什么都干得出来。毒品贸易和战争，已成为现代资本的标志，也正因此，资本财团才会同意并出钱以武力推行所谓“新价值观”。1991年的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则是资本经营的一个典范：几乎所有大的资本财团都集体投资于这场保护其能源领地的战争，美国政府和军队成了道地的被雇佣者，当布什作为“承包商”打完这场战争以后，虽然为美国政府和军队赚了大笔钱财，却仍然未能连任总统。而“激进”的领导人倚仗资本这个靠山来推行“第三条道路”时，自以为是要开出一条新路，实则依然是在为资本增殖服务。

    资本的统治不仅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而且随着由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张，遍布于地球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试看今日环球，哪个国度没有资本?就连曾拼尽全力排斥资本，甚至限制商品经济的中国，也不得不再次承认资本的合法性，不仅在商品经济中滋生着资本，而且那些昨天还对资本抱恐惧和排斥心理的某些权势者及其子女，也在疯狂地将权势变成资本。至于苏联解体前后，“私有化”的主要鼓吹者和实践家，绝大多数都是曾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那些权贵，正是他们，将70多年苏联的劳动群众创造的巨额国有资产攫为已有——变成资本。而原来殖民地和附属国中的统治者，在资本的几百年统治中，已经变成了资本的所有者，他们以专制的政治统治劳动者，以资本关系来榨取剩余价值。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客所说：现代世界已经是在“资本全球化”的统治之下。资本，这个在物质形态上不过是劳动所制造的产品，在价仪形态上不过是货币的平庸之物，却因其贯彻于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而变得异常神奇，它促进了人类文明在特定阶段的发展，但也因其自身的局限而阻抑着人性的升华和文明的进—步发展。

    与资本统治相对立，并能够否定资本统治的力量，不是那些旧时代的统治势力，无论是封建贵族，还是官僚地主，虽说都曾恐惧和敌视资本，但他们很快就明白：在工业和市场化时代，资本化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十足纷纷将领地、财产和权势变成资本。能够否定资本，并为人类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的，是资本统治的对象，即雇佣劳动者，他们是资本关系中的一个必要方面，他们与资本所有者的对立，是资本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从旧时代的农奴、农民、手工业者变成雇佣劳动者，曾在很短的时间内表现得相当残酷和痛苦，但当资本已拥有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以后，为了生存和投身现代文明，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卖劳动力。这是一种异化，是劳动的异化，但对于劳动者来说，却也是自身发展的必要环节。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虽然没有摆脱统治，但却比在封建的、官僚的专制下有相对多的自由。正是利用这个条件，几个世纪以来，备受屈辱和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在为资本家创造大量剩余价值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素质，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主体。不论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在受资本雇佣的同时，也正在以自己素质的发挥而创造并承载着现代文明。虽然资本的私有制保护着资本家对生产和文明发展的控制权，但当工业文明上升到高级阶段时，随着国家资本和法人资本的出现，已日益表明那些游离于生产和经营之外的所有者们是可以消除的。

    他们的努力，不是表现在如何经营上，而是表现在如何维护其所有权的收益上。当中、下层经营者都是雇佣劳动者，而主要的经营活动都由他们来从事的时候，已表明原来意义上的资本关系，即所有者同时行使经营(支配)权并直接雇佣劳动者，占有其剩余价值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量变，这种量变再推进一步，就是质变，即资本统治的否定。

    当然，资本统治是不可能自动放弃其权利的，对资本的否定更不是抛弃工业文明的成果。在否定资本的同时，劳动者也要自我否定，这不仅是克服私有制对他们的异化，更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组织，以使他们能在否定资本私有制之后，有效地经营和管理经济与社会，继续发展文明，并促进劳动者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自由发展。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其实质就是使文明主体真正成为社会主体，这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当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创立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他虽然不能预见到工业文明在20世纪末的具体发展，但他却从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中，发现了劳动解放并否定资本统治的规律。在马克思的发现指引下，20世纪出现了气势磅磅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运动因内在和外部的矛盾而呈现曲折，甚至在世纪末步入低谷，但如果我们站在全人类演进的角度，抛开那些曾困扰社会主义运动的狭隘观念，就会发现，包括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正是马克思早就宣布了的社会主义原则：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和共同占有，并由此而建立真正的民主制：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现代人类社会变革的主导，也是人性升华的必然。不论哪个国家的变革与发展，都应须明确这一点：只有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社会变革，才是现代人类世界进步的动力。

（摘自本书导论《以社会主义引导中国文化和社会变革》第一节<现代人类社会矛盾与变革>）

    官文化作为中国两千余年的统治文化，可谓根深蒂固，进入现代以来，虽然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冲击，但它却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只有批判和克服官文化，中国才能发展。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任务。对此，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奉者是不能胜任的，他们不仅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更没有坚实的理论，他们自身的脆弱又往往使之与官文化相妥协，甚至会投靠官僚资本主义。

    唯有代表劳动群众利益和进步方向的社会主义，才能从理论上批判官文化，并动员、组织中国的劳动群众起而革命，推翻和铲除官文化及其现代变种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由此而逐步克服它。

 

《中国官文化批判》目录

序

导论：以社会主义引导中国文化和社会变革

一、现代人类社会矛盾与变革

二、文化变革：社会变革的前导和重要内容三、中国社会变革的沉重与伟大四、“种文化”之谬：我们有什么理由固守官文化?

五、以社会主义批判和克服官文化六、在批判官文化的进程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七、批判官文化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章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

一、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分期的困惑二、宗法社会及其阶段

三、中国宗法社会的封建领主制阶段的先进性四、中国宗法社会的集权官僚制阶段五、官文化：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六、官僚地主的阶级意识

七、集权官僚制的建构和运行原则八、官文化的演变：形成、确立、保持、全盛、衰落九、官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统

第二章官文化的基本理论：儒家道统

一、古代人类最发达的社会学说体系二、孔丘创始

三、拓展与修正

四、天命论——哲学前提

五、中庸之道——方法论原则

六、由“仁”而“理”——核心范畴的演变七、以“仁”为核心的主体范畴八、以“理”为核心的主体范畴九、辅助范畴在儒家道统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儒家道统体系的特点及其局限

第三章官文化的特征与具体内容

一、官为儒体，儒为官魂

二、内圣外王

三、人治与“以刑配德”

四、愚民而牧之：惑、禁、隔、阻、压五、官本位

六、官至尚

七、官财一体

八、“学而优则仕”：选官与科举九、求官为官大技能

十、官场：污浊有序的大“酱缸”

第四章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与对立面——小农意识

一、官文化与小农意识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文化矛盾二、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民的意识三、小农意识的先行表现——墨翟及墨家学说四、勤俭持家

五、安份守已

六、自私自利

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八、平均主义与等级观

九、官文化与小农意识的相互制约

第五章官文化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制约

一、官文化了的人与社会：进步、保守、没落二、“家”住的农业经济：发展与停滞三、重农抑商，压制资本

四、非民主，抑自由

五、“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第六章官文化的现代变种——官僚资本主义

一、官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三、以政治专制聚敛财富，积累资本四、政权资本化，资本官僚化

五、外国资本的附庸：买办与殖民地意识六、官僚资本主义的危害与流毒

第七章官文化的批判与克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

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批判和克服官文化二、官文化对社会主义的抵制和曲解三、社会主义在批判官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发展四、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民主制内在统一五、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则：劳动者自由发展六、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克服官文化

第八章民主与权威

一、权威是社会生活的必要因素二、社会主义民主：现代社会大趋势三、社会主义权威的民主原则

四、以权威实现民主

五、以民主的权威克服官的“权威”

跋